案件名称：李正（化名）涉嫌寻衅滋事不起诉案。

案件标签：“上访”引发的寻衅滋事罪。

辩护律师：刘士军律师（北京市京师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
简要案情：李正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家住某省某市A区。2008年，李正家庭及公司所在地的两间房屋遭遇夜间强拆。除房屋被毁外，有关部门还认定李正的存货损失140万余元，住宅内的物品损失7万余元，财产损失重大。

李正向A区公安机关报警，未获处理，又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，仍未获支持。为了维权，李正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信访，他多次到各级政府部门上访，还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信访。

2021年的一天，李正在北京某公交站上了某路公交车，准备去上访，有多名随访人员跟着一起上了车。李正乘坐公交车至某路段时，因受到随访人员的干扰而坐过了公交站。李正着急之下将上访材料扔出公交车外，散落在马路上，被附近的执勤人员迅速捡起。

公交车驾驶员当场未停车。驾驶员开车向前行驶一段距离后，才将车停下，附近派出所出警抓获李正。次日，李正被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并刑事拘留。

案发地警方又将该案移送李某居住地即A区公安局管辖。之后，上级公安又指定B区公安局管辖侦查。B区公安机关经过侦查，认为李正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，移送B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办案过程：辩护律师接受了李正的委托后，向李正详细了解其多年上访的原因、上访过程、案发当日的详细情况。

辩护人去检察院复制了卷宗材料，并反复查看了侦查机关调取的现场监控录像。

经过听取当事人介绍案情、研究案卷材料，辩护律师发现，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并且适用法律错误。

通过当面、书面和电话交流，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理由：

1、李正在主观方面不是无事生非、起哄闹事。

（1）李正不是无理上访。他之所以多次去国家信访局上访，是因为其公司、住宅及屋内财产在无拆迁补偿协议或合法强拆手续的情况下，被故意毁坏。

（2）李正不是为了起哄闹事而抛洒材料。事发当天，李正在乘坐公交车时，被六七名随访的工作人员纠缠，导致其坐过站，李正情急之下将上访材料扔出窗外。

考虑到上访背景、抛出材料的原因，不宜认定具有起哄闹事的动机。

2、侦查机关认定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误。

李正抛洒纸张后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被有关人员捡拾起来，现场没有出现群众围观和交通堵塞的情况，李正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的结果。公交车在行驶了较长的一段距离后，在未进公交站的情况下直接停车，等了数分钟后公安人员来到现场执法。公交司机停车及警察后续执法的行为，即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堵车或者少数路人围观，这与李正抛洒纸张的行为也不存在因果关系。

3、侦查机关认定“大量群众围观”“交通堵塞”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从证据上来看，相关证人第一时间的笔录均未提到“上百人围观”、“十分钟交通阻断”的情况。从查获李正的现场执法视频来看，现场人员非常少。如果现场真的有上百人围观和堵车十分钟的情况，侦查机关理应提供相关监控录像作为证据，但卷宗中没有相关证据。

4、本案不符合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规定的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”的标准。

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、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、公共场所的人数、起哄闹事的时间、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，综合判断是否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”。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，现有证据无法认定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”。

5、从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来看，以刑事手段追究上访人的责任，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，还有可能激化矛盾。

办案结果：B区检察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，认为侦查机关认定寻衅滋事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对李正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办案心得：2023年8月1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《关于“新时代农村刑事犯罪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”暨“寻衅滋事行为的刑事规制”课题在浙江、福建的调研报告》一文，专门提到了要“审慎处理因信访、上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”。

信访”本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。但在近年媒体公开报道中，“信访”已然成为寻衅滋事罪案件中最常见的原因。寻衅滋事罪被质疑成为对付“上访”的“口袋罪”。

实践中，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存在如下问题：一是认定被告人主观动机有失偏颇，容易陷入客观归责；二是对违法信访行为或者信访中的违法行为能否以寻衅滋事罪论处，各地认识不一，标准不一；三是行刑界限不明，容易导致行政违法行为被拔高作为刑事犯罪处理。

因信访引发的刑事案件通常被称为“敏感”案件。但越是敏感的案件，律师辩护时越要讲法律、讲证据，让司法机关有充分的理由依法公正处理案件。本案的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坚持了“罪刑法定”的原则，坚持了“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”的证明标准，为当事人争取到不起诉的结果，体现出刑辩律师的勇气、专业和担当。